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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寫書信的溫度

    作者: 肖復興2020年03月19日生活散文

    如今的人,手寫的書信越來越少。尤其是手機微信的發達,更簡便易行地替代了手寫書信。有時候,真覺得科技是人類情感的殺手,用貌似最快捷的速度和最新穎的手段,扼殺人類心底最原始的也是最樸素的訴說。只是手指在手機上輕輕幾下按動,不僅將人們相互情感的表達變得懶惰,冰冷冷的缺少了身體的溫度,更變得千篇一律的格式化。

    信件就是這樣飛速又無可奈何地衰落。家書抵萬金,更只是昔日的輝煌,殘照般明滅在依稀的記憶里。就更別去說將信刻在竹子上面的竹簡了,如今哪兒還有那樣的耐心,寫一封信要費用那樣的功夫,饒了我吧!

    看到法國上月出版的新書《致安娜》(《LetteraAnne》),書中收錄了法國前總統密特朗從1962年到1995年他去世之前33年里,寫給女友安娜一千多封書信。忽然想起前些年曾經在報上看到消息,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寫給他的妻子所有的信,也印成了一本書《親愛的貝思》(《DearBess》)。從1910年杜魯門給貝思寫的第一封情書,到他1972年去世之前寫的最后一封信,一共1322封。一個33年,一個62年,都是一千多封信,想象那種由信件連綴起來的漫長歲月,一種由信件流淌而出的心底傾訴,含溫帶熱,可觸可摸,是那樣的讓人感動而羨慕。

    我這里所說的羨慕,是在說我們如今的人,還能夠像密特朗和杜魯門一樣一輩子里寫下這樣多的信嗎?或許有人會說,人家是總統,我們普通人一輩子哪有那么多的信可寫?這話說得也沒錯,但普通人之間也需要交流,尤其是親人之間的家書,更是我國自古以來的傳統,即使自己不會寫字,也要請別人代寫家書,以這樣的“代寫書信”的先生,在街頭擺攤常見。只不過如今交流的方式已經被手機微信和視頻理所當然地取而代之。孩子給父母買一個手機或將自己的手機替換給父母,便將自己給父母寫信一并省略了。

    如今手寫書信的衰落,是生活的擠壓、虛假的泛濫、實用的放縱的一種現實;是感情的枯燥、精神的失落、內心的委頓的一種折射;卻偏偏渴望虛榮、眷慕奢華、信奉浮夸的一種映照。別的不用說,你試驗一下,給自己的情人一下子送上999朵玫瑰,能夠做到;但像密特朗和杜魯門一樣,能夠水滴石穿堅持寫下一千多封信,恐怕是天方夜譚。不要說一連寫幾十年,就是寫幾年試試看?就是寫幾封試試看?就該沒詞兒了,就該借助手機里那些現成的短信了,雖然是早在別人的嘴里咀嚼過不知多少遍的口香糖,那已經成為一種舒服的快餐般的表達方式和經過格式化修剪的習慣姿態。只是信原本帶有的私密性已經被公共性所取代。

    自然,唯恐說不盡,臨行又拆封,寫信時的那種獨有的感情;遠夢歸侵曉,家書長不達,盼信的那種等待的心情;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拆開信封時那一瞬間的美好感覺;更都是已經蕩然無存。

    手寫書信的衰落,潛在的另一個拿不出手的因素,是我們手寫的字越來越差,只好用手機微信來遮丑。以前上學臨帖寫大字,是必修的一門功課,是多少年來的文化傳統,講究的是意在筆先,也就是說執筆寫字前心中要有所思,現在卻是根本不用想,只照葫蘆畫瓢復制手機朋友圈上現成的詞語就萬事大吉。如今許多我們民族根性的東西都已經被我們自己丟棄了,更不要說寫字了。有趣的是,我們的字寫得丑陋不堪,我們在手機上的微信可是越來越花哨和肉麻。這也許是我們自己一種逃脫不掉的反諷。

    密特朗和杜魯門各自那一千多封信,讓我想起這樣的一個問題,我們一個人一輩子能夠寫多少封信?從《魯迅全集》中查,我看魯迅先生一輩子也是寫了一千多封信,便想當然地覺得,大概最多也就是這樣一個數字吧?無論密特朗、杜魯門,還是魯迅,都是名人,寫的信自然要多一些,如我們一般的平常人,肯定比他們要少,一輩子又能夠寫多少封信呢?當然,因人而異,會有人多些,有人少些,但是,即使再少,也得有幾封,哪怕一封,是由你自己親手寫下的或由你自己親手接過來的信吧?這一輩子的回憶,才有了一個實實在在的依托吧?

    記得我母親去世之后,我在母親珍藏的包袱皮里,發現了一封信,是1972年的春節前夕我寫給她的一封信,那時候,我還在北大荒。母親一直珍藏著。其實,母親并不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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